于是，当我硕士毕业后决定追随以人物研究为培养旨趣的邓正来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毫不犹豫地将论文方向锁定为哈贝马斯法律哲学。
救济不足与无限再审并存最终表现为无效救济与过度救济并存。因此，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也必须与实体处理的明显不当相结合，方能成为启动再审之事由。
通过再审法定事由设定的细化与明确排除或限制模糊适用、违法操作的空间，避免人情案、关系案、权力案与金钱案等不应当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混入再审程序。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行方案是确立再审案件原则上由原审法院管辖，特殊情况提级管辖以及以已经经过法院审查为检察院受理申诉的前提的管辖原则，规范各机关、机构间对再审案件审查、审理的工作流程。通过个案裁判，既实现个案的公平，又对社会发挥积极导向作用和影响，是审监程序的重要任务。各种权利保护价值间的衡平。而再审案件之所以难于审理，又并不仅仅在于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困难，很大程度上在于审监程序包含价值的多元性。
审监程序因其补充性、复审性，受到原有审判行为的约束，只能解决原审所涉问题，在审监程序中维护非法利益将使审监制度偏离科学理性之轨道。一是正确处理维护申请人权利与保护被申请人权利之间的关系。首先出现的是1957年的艾尔弗斯判决。
[92] 参见前注89，芦部信喜书，第79页以下。5. 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我国宪法学特别关注的问题，也是解释我国宪法上基本权利条款所不可回避的。与此相伴随的是一系列重要的裁判的作出。宪法学的任务就在于去阐明基本权利作为价值体系的各种功能，使基本权利的效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3）基本权利的价值理论。由此，基本权利作为价值与请求权体系就是完备无漏洞的，任何个人的权利主张都可以在这一体系中找到规范基础。
因此，本文的体系思维，也以中国宪法文本中的概括性条款的解释为中心。基本法并没有在古典自由主义上停滞不动，相反，由于认识到了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忽略了基本权利实现的社会前提，所以基本法在强调自由的同时，也要求公权力提供基本权利实现的各种社会条件，这是一种对国家进行的宪法委托，要求国家积极帮助个人实现基本权利，其显然的文本依据是基本法第20条中的社会国原则。即使如卢曼、黑塞等人一再批评体系思维，但黑塞也不否认，在现存的基本权利之间，存在确定的体系性关联[72]，而卢曼提出的多重功能性更是建构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但是，人权却天然地具有开放性。
（2）更为根本的是，基本义务概念在宪法学上是难以成立。此外，宪法第16、17条所规定的经济活动的自由（结合第15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款）也应可被看作是基本权利。与权利义务一致性的理论一样，基本义务的概念也辗转承袭自德国的法律传统，最早指代的是封建时代臣民对于君主的义务。传统上，基本权利只是防御权，个人依据基本权利仅得请求排除国家的侵害。
国家不能依据宪法直接要求公民履行任何义务，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必须由立法者通过法律进行具体化后，才构成对公民的约束。[20]这种观点，明显是受了杜里希的基本权利是封闭的无漏洞的体系的影响，体现了追求请求权体系的完备无缺的倾向。
尊重意味着不侵犯，那么就需要建立一套审查公权力行为合宪性的思考框架。[81]就本文所关注的基本权利议题，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是关注单项基本权利的研究，而要对基本权利篇章，乃至将整个宪法文本置于基本权利研究的视野中。
舍弃具有普适性的思考路径，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5）基本权利的社会国理论。[59]通过这样的论证，博肯福德实际上是在强调，面对基本权利解释的各种方向，不能丧失法学的基本立场而任由价值判断和政治理论泛滥，而应该重新回到宪法的文本，从宪法文本中解读出填充基本权利内涵的引导性的理论框架，也就是用规范文本下的体系化思考去建构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框架。但这种思维方式同样也影响到了与私法有重大差异的公法（国家法）领域。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所谓基本权利理论是对基本权利的一般性质、规范目的与内容范围所做的体系取向的理解，[53]是一个关于基本权利的一般特征、规范目标以及内涵射程的系统性的、导向性的观点。
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出发，保护法人等组织的权益非常必要，而现实中，国家干预经济自由、侵犯法人等组织的财产权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形成后，正如斯特恩教授所言，存在的争议都只是竞技场上的竞争，而不是针对基本进路和基本框架的方向之争了。
也就是说，立法者一方面可能会对个人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但基本权利实现的种种制度和物质条件，却也是靠立法者来提供的。另外，基本权利还借由吕特案所提出的第三人效力理论，在调整国家与人民之间的高权关系之外，进入到了私人之间的平等的私法关系中。
而宪法的产生在此之后，传统法学思维根本就不能涵盖。法学的研究注定不能只关注个别问题，一门学术（科学，Wissenschaft），如果只着重于个别问题，就不可能由发现存在于问题脉络间的更大更广的关联而进一步发现蕴藏其间的原理原则。
给付请求权的出现，被认为是基本权利理解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可以说，体系化不仅在建构着法学，也在不断更新着法学。当某个行为无法被特定领域的基本权利所涵盖时，个人可以通过主张基本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之一般行为自由来寻求救济。法学的体系是可以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以既有体系为基础，可以对于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各种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建议，立法者和司法者可以从中挑选他们认为合理的转化为法律或者判决。
他主张基本权利应包含三个不同的层面：主观防御权层面、制度性层面以及与服务国家相联系的受益权层面。这意味着，基本法上的基本权利的核心目的不是指向某种价值、制度保障或者民主，而是自由。
尽管此功能体系在具体细节上还有一些争议，联邦宪法法院也还在不断进行着修补与调适，但以此功能体系作为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框架却已成为共识。特别是，其中特别强调的基本权利实现的社会条件，对于我们这个宪法中规定了大量社会权，而在观念上强调国家对人民的积极扶助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极可借鉴的思考方向。
这两种义务类型可以整合各个单项基本权利条款中所规定的国家义务的类型，宪法第13条（财产权）、第36条（宗教信仰自由）、第38条（人格尊严）、第39条（住宅自由）、第41条（申诉、控告、检举权）等条款中规定的不受侵犯、不得强制、禁止用任何方法、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等措辞所规定的就是 尊重的义务，是消极义务。进一步，应当借鉴德国的比例原则以及美国的审查标准理论，来建立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约束公权力过度干预的教义学体系。
这种总结，首先可以使得对法律资料的概览以及实践工作变得容易。[104] 参见舒国滢：《法律原则适用中的难题何在》，《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9页。同时，开放性还意味着，体系化是永续的任务，不能以为可以通过对体系的演绎解决全部问题，体系永远只是一个暂时的概括总结，[83]必须将其放在鲜活变化着的实践中不断修正。要求公权力限制基本权利只能出于特定的目的，一定比允许公权力出于抽象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来限制基本权利，更能控制公权力的恣意，从而达到更好的基本权利保护效果。
在基本权利具备可司法性的条件下，基本权利的救济与民法上的权利救济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1] 此二语取自梁启超对晚清西洋思想运动的批评，他说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
[6]法教义学通过对复杂的规范进行类型化，建构统一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框架，并设定分析案件的典范论证步骤，为法规范的适用提供统一的、标准的概念和结构，从而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的指引。此外，基本权利研究中对于外国宪法学中的结论性内容的简单移植的现象也非常严重，望文生义、生吞活剥式的比较法误用并不鲜见。
在此，将此基本权利功能体系图示如下：基本权利的各项功能都有其精细的具体内容，[60]这里可以以最重要的防御权功能为例加以说明：防御权功能是个人防御和对抗公权力侵害的功能，也被称作排除侵害请求权功能。民法所确立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标准很难移植到基本权利中来，需要在宪法层面作重新的思考。
